文章发表于《天津工人报》2021年7月21日第3版【案情介绍】李某系某网络公司的员工，任保安一职。2020年10月2日晚19时30分左右，李某因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被某公安分局给予李某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执行期限为2020年10月15日至2020年10月25日，但李某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那么，李某可以在此情况下申请暂缓执行吗？【律师解答】所谓“暂缓执行”，是指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暂不予执行，而不是不再执行。对于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后维持，被处罚人未提起行政诉讼的，或者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经行政诉讼后维持的，该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应当交付执行。但对于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经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被撤销的，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后，也不再对被处罚人执行行政拘留。那么申请暂缓执行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由此可见，暂缓执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2.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3.提供合格的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本案中，李某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而非斗殴。因此，李某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或直接去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前提下，向公安机关申请暂缓执行。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后，认为李某符合暂缓拘留的条件，公安机关就可以作出对李某暂缓执行的决定。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 潘强 赵督供稿

文章发表于2013年09月23日《城市快报》第09版 【案情介绍】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 摄影 尹敬静）“90后”男孩小刚（化名）被指强奸77岁刘奶奶（化名）未遂，小刚对指控的罪名不提异议，双方就民事赔偿部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律师认为，如果被害人不提交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建议书，被告人从轻量刑的请求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小刚生于1990年，与刘奶奶都是本市人。检察机关指控，今年4月30日晚8点多，小刚和几名男子到一家烧烤店吃饭喝酒。其间，小刚的一名“酒友”到附近刘奶奶家门前小便，刚好被刘奶奶看到。刘奶奶十分生气，指责对方无礼。小刚听到后连忙出来打圆场，并劝刘奶奶回家。哪知，到了老人家里，小刚发现只有刘奶奶一人在家，居然借酒劲动起了邪念。他不顾刘奶奶的反抗，用暴力意欲对其实施奸淫，用双膝顶住刘奶奶的腰部，致老人多根肋骨骨折。挣扎中，刘奶奶借口去小便脱身，但小刚却一直没有离开。刘奶奶拿刀将小刚左臂砍伤。小刚受伤后逃离现场。经被害人报警，警方于5月4日将小刚抓获归案。 前不久，此案在本市法院开庭审理，刘奶奶提起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附带民事索赔16万余元。小刚虽然对指控的罪名不提起异议，但不认可被害人的索赔数额。双方未能就附带民事部分达成协议。检察机关认为，小刚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鉴于其具有犯罪未遂的法定从轻情节，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到三年。此案将择期宣判。【律师解答】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案与普通的强奸案件略有不同，主要在于被告人犯罪所侵害的对象为77岁高龄的老太太，表明其强奸对象属于特殊群体，理应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但被告人却置若罔闻，未曾考虑到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实际情况，这表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比较大。同时，因为本案被告人使用暴力方法实施强奸行为，造成被害人老太太三根肋骨骨折的轻伤法律后果，也是司法实践中从重处罚的一个量刑情节。本案被告人在被害人老太太用刀激烈反抗过程中未能得逞，属强奸未遂。刑法规定对于被告人强奸未遂的刑事处罚，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纵观本案，被告人归案后未向被害人进行积极赔偿，截至目前双方仍未就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达成一致协议，被告人未取得被害人老太太的谅解，如果被害人未向法院提交要求法院从轻判处被告人的量刑建议书，那么，被告人需要从轻量刑的可能性不大。

【案情介绍】16岁的蕾蕾是某中学的学生，2016年8月30日下午1点40分左右，蕾蕾吃过午饭离家骑电动车准备去学校上课。当天下午5点左右，班主任老师给家长打电话询问情况，称孩子没去上学。下午6点钟左右，家属接到了来自蕾蕾手机的电话，电话另一端一名陌生男性称，蕾蕾已经被他们绑架，他们要50万赎金。蕾蕾的家属随后报警。 绑匪比较狡猾，除了和家属通话以外，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第二天绑匪将赎金降低至30万元，并多次改变交易地点。2016年8月31日晚上9点多，绑匪终于确定交易地点为某县附近的高速路，要求家属在高速高架上将钱扔到下面的农田中。蕾蕾家属将赎金扔下后，绑匪又和他通了一次电话，蕾蕾还活着，绑匪说9月1日会放走蕾蕾。然后，绑匪并没有如其所言，9月2日家属得知蕾蕾已经遇害。9月3日，四名绑匪周某、崔某、高某、杨某全部落网，除了崔某是外地籍外，其他3人均为本地人。其中周某和杨某有前科。经查，周某预谋绑架挣钱，随后找到其他三人。警方还查出，在2016年8月7日，周某和崔某还绑架了一名女子，后该女子逃脱。公诉机关后以涉嫌绑架罪对四人提起公诉。【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依法判处周某和崔某死刑，判处高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限制减刑，判处杨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此外，四名被告被判退赔受害人家属14万余元。【律师解答】 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主任潘强、实习律师王炳哲认为：《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杀害被绑架人的，或者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死亡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暴力或者进行虐待等导致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行为。“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劫持被绑架人后，由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没有实现以及其他原因，故意将被绑架人杀害的行为。绑架他人后，又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的，被绑架罪所包容，不单独定罪。 结合本案，四名被告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人质，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之后又将被害人杀死，符合绑架罪中的第二款-----即犯绑架，杀害被绑架人，应当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另外，四名被告人都参与了绑架的全部过程，在本案中都属于主犯。则法院的判决准确，量刑适当。

文章发表于2017年12月28日《天津日报》第11版 【案情介绍】天津日报讯 市民李先生咨询：我父亲在老家经营一家诊所多年，一直给村民看病从未出过医疗事故，在经营期间被行政机关罚款过三次，当时足额缴纳了罚款。现在，我父亲以非法行医罪被公安机关逮捕。请问，他虽然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但行医多年并未出过医疗事故，怎么也成非法行医呢？ 【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张宇律师解答：在我国《刑法》中，非法行医罪的入罪标准是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您父亲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显然不能开设诊所行医。根据您所述，您父亲曾被卫生部门罚款三次，属于行政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中第二条第四款“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应认定为非法行医罪中的“情节严重”。 综上，您父亲的行为确实触犯了《刑法》及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合理合法。建议您父亲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认罪认罚，争取从轻处理。提醒广大市民，赤脚医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现阶段医疗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改善，赤脚医生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得从事医疗活动。

文章发表于2018年2月22日《今晚报》第8版 【案情介绍】江苏泰州黄桥9岁的明明因手机丢失，被母亲打死的消息，一度震惊全国。发生这样的惨剧，在令人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值得我们在道德伦理和法律层面进行深思。【律师解答】 法律保护启动机制的漏洞——蓟州区人民检察院于长泽、田彬：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明明的父亲常年不在家，也不给明明母子一分钱，明明的母亲陈女士必须又带孩子又养家。结果，陈女士把对丈夫的绝望、对生活的无望，全部转嫁到这个9岁孩子的身上，导致情绪“易燃易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中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未成年人，有违反规定的受到相应的治安处罚或者法律制裁。但我们知道对失职父母的处罚不是目的，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才是目的。如发生明明这样的情况，经常受到打骂，应该依据《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剥夺陈女士的监护权。如果能及时剥夺她的监护权，让有关组织或个人临时监护，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法律规定启动“第三十六条”的主体很多，可是没有一个主体去启动，这说明我们法律保护机制的启动依然存在一定的漏洞，我们的学校、基层自治组织、民间团体等应该充分负起责任，发挥法律对未成年人本来具有的保护作用。 虐待儿童，家长可能被数罪并罚——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潘晓滨：这起事件，不禁让人想起2016年曾经发生过的另一悲剧，一年轻母亲因将2岁小女儿虐待致死被以虐待罪提起公诉。在给予道德谴责的同时，社会公众也不禁提出质疑，我国司法机关是否对近亲属虐待致死行为定罪不准，量刑过轻，起不到应有的法律震慑作用，才会导致悲剧屡次发生。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其法定最高刑罚均可达到死刑，而针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设立了法定最高刑罚为七年有期徒刑的虐待罪。我国立法者之所以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外设立虐待罪，是因为对于家庭成员间发生的殴打等肉体虐待以及辱骂等精神虐待行为，本身并未达到可以评价为伤害罪、侮辱罪、非法拘禁罪的程度，倘若行为本身又具有经常性、持续性、一贯性，达到了值得处以刑罚的程度时，为了对弱势家庭成员进行特殊保护，才专门设立了虐待罪。 但刑法设立虐待罪绝不意味着针对家庭成员的伤害致死行为只能按照虐待罪量刑，犯罪主体的行为可能会同时具备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而同时成立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伤害致死）或故意杀人罪，并从一重处罚，倘若伤害、杀人之外的行为还可单独评价为虐待罪，则还能数罪并罚。 父母教导应有方，否则应担刑责——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史锦岭、高俊丽：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父母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和抚养义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本案中，明明的母亲殴打孩子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严重侵犯了明明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又根据该法第六十条：“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本案明明母亲的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由于本案是明明母亲的殴打行为导致明明死亡，则很可能涉及虐待罪（致人死亡）、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若明明的母亲在实施殴打明明的过程中，是出于对明明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和折磨的故意，由此造成明明死亡的，其行为构成虐待罪；若其在实施将明明捆绑殴打的行为时，对明明的死亡持一种故意的态度，则构成故意杀人罪；若其在实施伤害明明的行为时，在主观上具有的是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则其行为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文章发表于2018年3月9日《今晚报》第6版 【案情介绍】日前，北航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生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从务实角度出发，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当女性面对性骚扰时，该如何增强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呢？【律师解答】 注意主动搜集保留证据——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禄：现实生活中，性骚扰常发生于职场或校园中。《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违背女性的意志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投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由此可见，“性骚扰”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肢体接触之外，还包括语言文字、电子信息等方式。 女性面对性骚扰，不仅应保留好相关证据，还应当注意主动收集证据。例如，可以使用手机进行拍照、摄像、录音固定证据，如现场有目击者，可与其沟通，并留存联系方式，为依法维权打下基础；也可以及时保留邮件或信件，并送往有关部门进行公证，保证证据的完整和有效性等。 建立和完善保护机制——天津市蓟州区检察院于长泽、田彬： 防止校园性骚扰普遍的观点在于建立和完善保护机制。早在2014年10月份，教育部就出台了被称为“红七条”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明确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此“红七条”只是教育部出台的意见，更多局限在“道德层面”，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去处理。在我国，对性骚扰直接作出规定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我国在1979年《刑法》中曾设置一种罪行“流氓罪”，但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将此罪名删除，从中分出现在的“强制猥亵、侮辱罪”。对妇女的“猥亵行为”已经上升到刑罚处罚，但性骚扰跟猥亵不能画等号，被定义为性骚扰的一般只会受到内部处理。 校园频发的性骚扰，在于教授或者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拥有太大的决定权，可以直接决定学生论文通过与否，直接影响顺利毕业等。基于这种担心、恐惧，一些学生在受到性骚扰的时候都会忍受。在建立对学生的保护机制中，学校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减少老师或者教授对学生“命运”的主导权，拥有更灵活的学生变更导师的机制。 由该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潘晓滨： 针对高校中出现的性骚扰事件，社会公众表示了零容忍态度。虽然性骚扰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但也有学者表示，只有从立法层面不断完善针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才能有效预防高校中性骚扰事件的发生。 “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女法学家葛瑟林 麦金农提出，其是指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医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西方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针对性骚扰问题进行了立法，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其劳动保护法中，制定了专门的禁止性骚扰条款，日本在其民法典中将性骚扰视为一种侵权行为而予以规定，法国则在其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性骚扰罪。 我国虽然还没有针对性骚扰问题进行专门立法，但《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已包含了与规制性骚扰行为相关的规定，我国针对性骚扰行为的规制已经有法可依，下一步国家立法机关应进一步通过专门立法或修法，提高对非法性骚扰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此起到强有力的法律震慑作用。同时针对高校中频发的性骚扰行为，可以考虑由教育管理部门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各高校建立必要的监督机制，起到有效预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