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某将其所有的轻型厢式货车挂靠在某搬家运输服务中心从事运输经营活动，2022年6月韩某驾驶津牌轻型厢式货车与驾驶津牌电动自行车的崔某在天津沿西青道路快速路北侧辅路发生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崔某倒地受伤及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事故发生后，因事故发生时交通信号灯状态不明，无法查清事故基本事实，交管部门成因无法判定。崔某提起诉讼，要求承保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不足部分，崔某要求韩某和搬家运输服务中心连带赔偿。律师工作及亮点：对于这类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交通事故民事赔偿案件，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会判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就本案的争议焦点，律师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只有在有证据证实非机动车一方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现在无论是交管部门还是机动车一方，都没有证据证实非机动车一方存有过错，所以应该由机动车一方承担交强险不足部分的全部责任。争议焦点：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无法查清的情况下，赔偿责任应如何划分？案件结果：法院最终采纳律师的意见，对于交强险不足的部分，法院判决机动车一方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本案是一起危险驾驶罪的刑事案件，我所受委托人（被告）的委托，担任其一审阶段辩护人。2021年8月6日，被告人饮酒后驾驶小型轿车，沿天津市不知名路段行驶时，被执勤民警路检查获，后被带至天津市某医院分院采集血液，被告人逃避、抗拒依法检查，后被强制抽血。经天津市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案发时血液中检出乙醇，含量为97.8mg/100ml。律师工作及亮点：律师受案后，积极与承办法官沟通，交流案情。并搜集了相应的司法判例，为案件做了大量工作。辩护律师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一、录像显示护士在采完血后没有按照规定将血管进行摇动，血样可能产生凝块，导致鉴定出来的酒精含量偏高;民警未按照规定将血管装入物证密封袋封存;血样保管期间，民警用手拿了血管并按压了血管的软帽，可能导致检材受到污染，故本案中送检的血样不具备鉴定条件。二、鉴定机构未按照规定保存鉴定过程的同步录像、鉴定意见书没有鉴定人亲笔签名且并非原件，故鉴定意见不能被采信。此外，律师还提出被告人系初犯，认罪悔罪，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建议法庭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经查属实，法院予以采纳。 案件结果：法院判决被告人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委托人对律师工作十分满意，对本案结果也十分满意。

本案系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一审案件，当事人为院方，原告为在当事人处就诊的患者家属。患者甲在当事人处就诊31次，在最后一次就诊时，不明原因的摔倒在水房门口，后经抢救成功后转院治疗，最终不治身亡。患者家属将当事人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149万余元。律师工作及亮点：律师接受委托后，迅速与科室大夫、值班护士等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并在疫情期间多次前往事发现场拍照、记录、绘图、取证等。在经过一系列了解，当事人的病例记载有被认定存在漏诊、延误治疗的风险，所以律师综合分析后，整理相关证据提交给法院，由于现场没有安装监控无法还原事发情况，故律师将原告及法官引导至按一般侵权而非医疗损害侵权，这样可以将证明院方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转嫁给原告，大大降低了我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样就将因未安装监控导致无法还原事发当时的情况（比如是否地面有水渍、杂物等）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原告，由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不利后果。这样有效的规避了原告发现当事人存在漏诊及延误治疗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与法官多次沟通法律意见及调解方案。 案件结果：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以15%轻微责任范围内以仅赔偿22万余元调解解决此纠纷。当事人认为此结果超出预期的好，对律师工作极为满意。

本案是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委托人是被上诉人李某。本案的前身系交通事故案件，当事人李某通过无名路时将躺在路边的人压死，当事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记载当事人“驶离现场”，在保险合同中“驶离现场”为免责事由，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商业三者险，当事人本来已经接受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律师得知此情况后通过查阅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建议当事人李某起诉保险公司争取正常出险理赔。 律师工作及亮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保险公司应否在商业三者险项下承担赔偿责任。律师认为在法定免赔层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不能一味地认定为“逃逸”，而是应考虑驾驶人的主观状态。被上诉人李某在不知事故发生的情况下的“离开”也并非是在主观意志支配下的主动行为，其主观上并未逃避法律责任，也没有离开现场的故意，也不存在事故后逃逸的必要。交警部门虽认定被上诉人李某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但最终并未认定其属于肇事后逃逸，且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定书》也并未将被上诉人李某的行为定性为肇事后主动逃逸，而是认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责任。如果不认定为逃逸，“驶离现场”免赔即为约定免赔，而约定免赔应适用“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最终，二审法官采信律师意见，认为李某驶离现场不知道事故发生，客观上不可能采取措施，保险公司“驶离现场”免赔的条款为格式条款，而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尽到了明确告知义务，依法应当赔偿50万元。 案件结果：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险公司向李某支付“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理赔款50万元。本案诉请支持率为100%；且当事人已收到全部执行款；且律师此案例受天津电视台邀约采访，并已于2023年7月5日晚19点在《都市报道60分》栏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