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10月29日第6版【案情介绍】张阿姨的爱人和孩子都已经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偶尔会到哥哥嫂子家生活，但和侄子小张之间并无赡养关系。一年前，张阿姨摔伤住院，后来又到养老院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小张帮了不少忙，而张阿姨还将50万元个人存款交给了小张。再后来，张阿姨被接回哥嫂家居住，并和小张协商确定，由小张出资给她购买一套房屋用于养老。可是，房屋交付并装修期间，她发现产权证登记在小张名下，遂提出异议。张阿姨要求将房屋产权所有人变更为自己，或者小张返还购房款，而小张表示拒绝。于是，张阿姨起诉小张，要求返还50万元。那么，小张应该返还这笔钱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安刚律师介绍说，张阿姨有权要求小张返还这50万元。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对涉诉50万元已交付的事实无异议，但是对于交付的性质存在较大分歧。原告张阿姨主张被告小张系代为保管钱款，而小张则主张张阿姨已将这笔钱赠与自己。那么双方究竟是何种法律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我国民法典第八百八十八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第六百五十七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由此可见，二者的重要区别是，在财产交付前，一方是否明确要将财产赠与对方。如果一方明确就是要把财产赠与对方，当然是赠与关系。如果交付的意思不那么明确，如在本案中，张阿姨在养老院居住期间，将财产交给小张，使小张具有支配这笔财产的便利条件，那么，张阿姨是否就确定有赠与的意思呢？或者说，能否推定张阿姨有将财产赠与小张的想法呢？我们认为，暂不考虑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等因素，也不考虑民法典规定的不可任意撤销的赠与情形，原则上，一般的财产交付后，如果权利人主张返还，双方就是保管关系；如果财产交付后，权利人不要求返还，则为赠与关系。举个通俗的例子：张三对李四说“这笔钱放在你这儿”，这里的“放”明显带有“保管”的意思。如果张三找李四讨回，李四不能抗辩是赠与无须返还，而如果李四让张三取回，张三说“给你吧，不要了”，这就是赠与。具体到本案，张阿姨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与小张及其父母共同生活居住，但她不认可赠与事实，结合款项金额较大、张阿姨本身系孤老户，并非小张父母等情况，不足以证明涉案50万元系赠与，张阿姨是有权要求小张返还的。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10月23日第6版【案情介绍】吴某以甲公司的名义承包了乙公司开发的商业住宅项目。施工期间，吴某代表甲公司从丙公司处借款1300万元，约定2013年12月4日还款。2015年9月1日，丙公司拨打吴某预留的手机号码催收借款并将通话内容录音，但催收未果。丙公司遂于2017年6月4日提起诉讼。庭审中，吴某表示丙公司打电话时并非其本人接听电话，主张丙公司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那么，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呢？【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徐玮婕律师、见习生周亚轩认为，债权人向债务人打电话催收借款，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情形。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诉讼时效中断的四种情形：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4.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情形。发生这些情形时，诉讼时效中断，并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争议之处在于：非债务人本人接听电话，诉讼时效是否中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43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债权人已明确主张债权，案涉借款的诉讼时效于拨打电话之时中断，并从次日起重新计算。”由此可见，在非债务人本人接听电话的情况下，若有录音等证据证明债权人积极主张债权，并不影响诉讼时效中断的成立。本案进一步明确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遏制了债务人通过他人代接电话、不接电话等方式逃避债务，保障了债权人的诉讼时效利益。律师提醒，债权人以电话、微信等方式主张债权时，应当注意留存证据（如通话录音、聊天记录），用以证明自身积极行使权利；对于债务人而言，企图通过让他人代接电话或不接电话的方式规避诉讼时效中断的策略已被否定，及时履行债务或协商解决问题才是合理的选择。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10月16日第6版【案情介绍】赵先生前往某餐饮店用餐时，因店员未告知可以人工点餐，于是选择了扫码点餐。可他发现，扫码点餐必须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授权商家获取自己的微信昵称、头像、地区、性别、手机号码等信息。他取消关注后，发现自己仍是该商家会员，无法自行删除个人信息。赵先生向律师咨询：“商家的做法侵权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杨荔律师、许正珍实习律师介绍说，近年来，扫码点餐服务在餐饮行业迅速普及，而有的商家在“扫码”和“点餐”之间增加了一道程序，即要求消费者关注商家的微信公众号，授权商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商家在设置扫码点餐程序时，应当以实现点餐目的、提升服务质量为目的，若超出点餐的必要范围强制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该餐饮店侵犯了赵先生的合法权益。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因此，赵先生使用餐饮店自行设置的扫码点餐程序时，被要求必须关注该店的微信公众号，并授权获取相关信息，属于误导和变相强制获取个人信息，已构成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权益作为人格权的一项具体权益，其受到侵害，受害人理应享有人格权请求权。民法典第一千条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据此，赵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律师建议：商家应确保扫码点餐程序设置合理，明确告知消费者点餐方式的选择权，以及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范围和方式，同时提供便捷的个人信息删除和管理途径，避免强制或误导消费者授权。扫码点餐可以成为消费者的“可选项”，但不应成为“唯一选项”。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10月13日第6版【案情介绍】2019年，李女士和王先生为了满足购房资格而“假离婚”。离婚前，双方约定购买房屋由王先生贷款，购房后复婚。离婚后同居期间，李女士用个人财产向王先生转款300万元，写明用于支付房屋首付款。现王先生拒绝复婚，且拒绝返还300万元。李女士能起诉王先生要求返还这300万元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张小英律师认为：李女士有权要求王先生返还300万元。首先，李女士和王先生离婚是为了满足购房资格而“假离婚”，但于法律后果而言，离婚没有真假之分，离婚证所记载的登记日期即为双方解除婚姻关系的时间。其次，离婚后双方同居期间，李女士向王先生转账300万元，写明是购房款，且是李女士个人财产。李女士已初步举证证明了自己的出资情况。根据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四条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结合本案，李女士与王先生约定以复婚为前提，购买案涉房屋为共同共有，王先生拒绝复婚，案涉房屋为共同共有的约定无效。李女士并未实际居住使用该房屋，依据《解释（二）》对同居期间取得财产的分割秉持的态度——强调同居者的财产独立属性，以出资比例为同居财产分割的首要考虑因素。对于“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就本案而言关系不大。因此，李女士要求王先生返还其300万元的主张应获支持。这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的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为共同共有完全不同。李女士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9月19日第6版【案情介绍】黄大娘没有亲生儿女，晚年生活全靠干女儿小张照顾。按老人意愿，双方于2011年去公证处办理了遗赠扶养协议。小张认为她和黄大娘早已形成事实上的稳定母女关系，而黄大娘也对外宣称小张就是她的女儿。2025年，黄大娘去世了。小张向律师咨询：“我能凭这份遗赠抚养协议领取干妈的死亡抚恤金吗？”【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律师事务所程秀丽律师认为，小张不能领取这笔抚恤金。首先，干女儿与干父母之间的关系通常基于社会习俗或情感，而非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父母子女关系中的“子女”通常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不包括干子女。因此，干女儿一般对干父母没有法定赡养义务，也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但如果双方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或干父母通过遗嘱指定干女儿为继承人，则干女儿需承担扶养义务，并在老人去世后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再有，干女儿不是老人的近亲属，不属于领取死亡抚恤金的对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遗赠扶养协议约定由扶养人负责遗赠人的生养死葬，而遗赠人在其去世后将财产遗赠给扶养人。这类协议主要适用于处理遗产继承问题。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对于一些没有子女、失独、子女不在身边、没有人照顾养老的老人，可以通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等方式，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或机构照顾自己的老年生活。黄大娘的死亡抚恤金是黄大娘生前所在单位依据有关规定发给黄大娘近亲属的生活补偿，不属于遗产范畴，因此不适用遗赠扶养协议内容。本案中，小张与黄大娘并没有形成法律意义的收养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老人亲属，因此不能领取该笔抚恤金。

文章发表于《天津政法报》2025年9月11日第6版【案情介绍】李女士曾在某公司做操作工。任职期间，她向公司提出，可以自行缴纳社会保险金而无需公司缴纳，公司遂与她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在每月5000元工资之外，再向她支付社保补偿款1500元。近期，李女士以公司未为她缴纳社会保险金为由，提出被迫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公司以此为由，要求李女士返还多年已支付的社保补偿款。李女士向律师咨询：“我有权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吗？我是否需要向公司返还社保补偿款？”【律师解答】天津击水（南开）律师事务所陈世超律师认为，李女士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且可以暂不向公司返还社保补偿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虽然用人单位基于李女士提出的请求，与李女士订立协议约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金，但该协议违反国家社会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内容是无效的。李女士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应经济补偿金。至于用人单位主张要求李女士返还多年支付的社保补偿款，李女士可以主张目前不具备法定前提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根据该司法解释规定，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以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旨在避免补缴社会保险后劳动者重复获利。目前用人单位尚未给李女士补缴社会保险，未满足要求李女士返还社保补偿款的条件，且若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有可能由于多年未缴，需要由用人单位自行承担滞纳金，用人单位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往往缺乏补缴的主动性，故李女士可暂拒绝向公司返还社保补偿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