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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随手抓拍公车私用6年举报百余辆

更新时间:2013-12-16   编辑:Admin  浏览次数:0

新闻摘自 2012年6月29日 中国青年报、新浪网
  “叻系区伯?”(粤语,你是区伯?——记者注)在广州,你若跟60岁的区少坤一同逛街,会很有“面子”。因为这个常年穿衬衫、白西裤、头发花白的普通瘦老头,却几乎是一个“比市长还出名”的人物。
  区少坤被广州人亲切地唤作“区伯”。他的出名,与他的两部手机密不可分:一部用来随手抓拍被私用的公车,然后把照片“晒”上微博;另一部照得更清晰些,兼回复网友留言。
    6年来,共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解救”。在新浪微博,他的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3万粉丝,胜过很多年轻人。
    有人说他“有钱有闲”,但他每月只拿480元低保费,一家四口的租住房不足48平方米。有人质疑他“作秀”,但“6年来,经常被骂、被吐口水,几次被打,谁愿意作这样的秀?”有网友这样反问。
    但被骂后,区伯脖子一挺,照样。他还立誓:“只要活着一天,我就监督下去。”
这脾气,用北方话形容叫“轴”,广东话形容叫“硬脖伯”。他却说:“谁都能监督‘三公’,哪怕他只是个吃低保的小人物,哪怕这是用手去抓带刺的仙人掌。”
在区伯看来:“我只是个较真的公民。”
     “从公安、行政机关到大学的公车,我都监督。但辨认谁是公车?难。”
  “啪、啪”几下,区伯的手机上立刻出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车牌为“粤O××××”的公车,一张是穿制服的男子坐在驾驶室里,身旁坐着背书包的小孩。
  这是区伯在行动。他拍到的,是“公车接送小孩放学”的画面。
  接下来,广州市纪委、公车所属单位的监察部门,乃至110报警平台,就会接到这个老伯的举报电话,“有图有真相”。同时,照片还会被晒上微博,接受众目睽睽的检验。
  “从公安、行政机关到大学的公车,我都监督。但辨认谁是公车?难。”这是区伯谈及他6年的“监督史”,最先冒出的感触。
  区伯对公车“情有独钟”,始自2005年底。
  6年多前的一个傍晚,生病住院的区伯正在人行道上散步,忽听身后“嘟、嘟”喇叭作响。扭头一看,按喇叭的是辆警车,驾驶员还身穿制服,正要停在人行道旁的酒店门口。“公车私用!”他立马反应过来,不仅不避让,还用手机拨了110。一周后,广州市荔湾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来电:“区少坤吗?经查,你的举报属实,已对当事民警作出处理,谢谢您的监督!”
  首战告捷后,区伯才认真打量起“公车私用”这头“巨兽”来。
  “一查不得了!国家一年的‘三公’消费(指公务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记者注)据说有9000个亿。其中,公车消费占了最大头。2011年,广州公车保有量至少20万辆,平均养一辆公车,每年至少要花2.5万元。”他指着媒体公开披露的数据,连连摇头。
  “2.5万,这够多少贫困山区的小孩子上学、吃饭、买鞋穿?”区伯撇着嘴,脖子伸得老长,一副典型广东阿伯生气时的样子。
  但他的监督之路“太难”,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公车,都像第一辆警车那么“好认”。
  “车牌上写着‘粤O’、‘粤警’的,是公车;‘粤A’之后全是数字的,是公车;‘粤A’之后有英文字母的,可能也是公车,要分情况。”谈及监督心得,区伯不是有感于百余辆的成绩,而是遗憾于“公车标准仍含糊不清”,“有好多漏网之鱼”。
  区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由于目前“谁是公车”没有明确的标志,即便是他,辨认起来都会“失手”,普通老百姓就算有心监督,恐怕也没处使力气。
  “据我所知,为了避免招人瞩目,一些单位并不愿让公车看起来一副‘我是公车’的样子,而是想方设法隐藏。‘私车公用’、‘公车包用’……特别多,就像给公车穿上了迷彩衣,有时真是监督无门。”他叹道。
  6年多来,放在挡风玻璃上的“政府公务车”牌子,刷在车门上的“执法车”字样,倒是屡屡帮过他的忙。区伯说,他希望有一天,政府能出台一项强制性规定:让车牌上统一呈现“粤O(公)”字样。
  “有个(公)字,区伯就能从一个人,变成很多人。”
  “接送小孩、买菜拉货、朋友聚餐……私用形式五花八门,借口也五花八门。”
  “公务员同志,你公车私用了,你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区伯在拍下需要被“解救”的公车后,一般不会立刻走开,而是绕到司机跟前,很“轴”地说上这么一句。
  多半,他拍下的公车,都有很明显的私用“证据”。
  比如,区伯曾在路边看到一辆“粤O”公车,在上班时间,往家里卸大米、卸干货。“啪”。
  比如,区伯曾看到一辆警用面包车里,堆满了水泥、地板砖和瓷砖等建材,把车厢和副驾驶座塞得满满的。“啪”。
  比如,区伯曾在放学的车流中,看到一辆“粤O”在接孩子。“啪、啪”。
  被拍下的公车司机,多半不愿“束手就擒”,于是区伯常常遭遇“带刺的仙人掌”。
  “你干嘛?多管闲事。”被骂一句,算是轻的。有人威胁他“不删掉照片,小心你自己”。有人诅咒他、冲他吐口水,有人事后打电话让他“快转行”。
  更有“被抓现行”的司机,慌忙中试图驾车离开时,把区伯碰得腿部流血。最近的一次,是左脚骨折,见到记者时,区伯走路还一颠一跛的。
  “‘带刺的仙人掌’不怕,怕的是‘软钉子’。”区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一种常见的情况是,每当自己拦下公车,要求检查“带了哪些私货”时,往往会被以“无权盘问、检查”为由,挡回去。
  形形色色的“私用借口”更让他无奈。
  “比如卸米、卸干货的那辆公车,举报之后,单位却通报‘没有违反规定’。理由是那位公务员次日一早要出差,为了准时从单位出发,才用公车回家取行李,‘顺便’将暂放在单位的一些生活用品捎回家。”区伯拿出去年的一摞报纸,说给记者听,“再比如,那辆拉建材的面包车,理由是‘经过单位领导批准了’;接小孩的公车,理由是‘顺路,不浪费油钱’。”
  但在区伯很“轴”的脑袋里,什么理由,他都不买账。
  “领导批准了就能‘权大于法’?‘顺路’就能大大方方地接送小孩?纳税人的钱不是这么花的。”
  “榆木脑袋”只有3次心软的时候。
  其中一次,是在广州赤岗路,他抓拍到一辆警车,警察开车送穿睡衣的妻子去看病。“警察看到我用手机拍了照,很紧张,脸上直冒汗。他低着头,很诚恳地说:‘区伯我错了,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那次,区伯没有“较真”。“谁家都有急事,我不会举报你,但不能有下次。”在警察点头保证后,区伯按下了难得一用的“删除”键。
  除此之外,区伯刀枪不入。
  1年多前,为了“把照片拍得清晰点”,区伯又买了一部廉价手机。如今两部手机,随拍、随传、随删,还存着80多张照片。
  从通报批评到定期公开公车情况,以卵击石也有“蝴蝶效应”
  区伯被媒体称为“坚强公民”,但他不时有挫败感。
  “最多的挫败感是刚刚监督时,接到的结果总是‘通报批评’。”他慨叹,“惩处力度那么低,公车私用何时了?”
  区伯曾做过一个统计:在他举报的百余辆公车私用中,“顶格”的一次处罚是全单位通报,当事人作深刻检讨,并扣3个月奖金。“此外,不扣奖金的比较多,还有一部分单位,根本没反馈。”
  有人不明白了:“区伯,你一次次鸡蛋碰石头,不也没结果?”但这个“硬脖伯”回答:“不要总说公务员做得差,这个‘差’里,也有你‘没负起公民责任’的因素。”
  6年来,区伯以卵击石,终于引发了“蝴蝶效应”。
  一开始,纪检监察部门接到他的电话“轰炸”,会苦笑着回应:“区伯,又是你?”现在,广州市纪委书记邀请他与市政协委员韩志鹏,一同参观专防公车被私用的北斗监控定位系统。广州8000多辆公车都“装载”一新,开到哪里将一目了然,书记还派发名片说:“区伯,一有意见,欢迎随时跟我提。”
  以前,公车周六、周日出行算不算私用,还“另说”。现在,广州市政协主席苏志佳明确向区伯和韩志鹏表示:周六日公车不能动,专人专卡,一插卡,机器一响就知道。“一动就是私用,去哪里都是私用”。
  以前,区伯的举报周期,一般是7天。今年4月8日,在指责一辆公车私用被骂后,5分钟内,区伯就接到了广州市纪检监察热线的反馈。当天下午,广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3次登门道歉,并责令对违规公务员严肃处理,要求各部门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由于坚持不懈地“讨说法”,此后,广州相关部门计划把该市的公车运行情况,定期公示。
  4月中旬,还有媒体曾抽查了公务员子女就读较多的两所小学,发现之前“停满大街的”公车,如今,基本销声匿迹。
  没人能说清,这其中区伯的因素能占百分之几。一些曾骂过他的公务员,现在成了他的粉丝。微博上,有公务员留言说:“有时,我们没决心向自己开刀,有区伯在,支持!”
  公民意识是理性与坚持,不是“硬碰硬”
  6年“解救”100多辆公车,区伯走得不易。
  尽管成了达人,区伯还在思考:安装北斗定位系统,怎么就能确定车是不是在私用?单位每月“内部公开”私用信息,威慑力能有多少?如果违规成本太低,一套实质性的处罚制度——比如引咎辞职,该不该建立起来?
  有人质疑他总跟公车过不去,是跟政府“有仇”。区伯立刻拿出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颁发的证书,说:“我是希望政府好。当你在行使公民权利时,不需要自证‘我是一个好人’。”
  有人质疑,吃低保的他,是以“敲诈司机”为生。街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区伯在他们眼里,特立独行,他“赚钱”最多的一回,是有一次被打伤后,街道办送来的200元慰问金。
  区伯不是没有退缩过。今年5月,他想了一晚上后,曾把微博一条条地删去。但网友立刻在下面“盖楼”:“区伯不能退。你的退,不是一个人的退。”
  如今,这个脾气特“轴”的老头,还是瞎溜达。遇到需要“解救”的公车,他就掏出手机——“啪”。车上人若围过来“理论”,他就说:“别打我,我是区伯。”听者往往一愣,自认倒霉,悻悻离去。
  “在广州,‘区伯’是个代号。我想,公车私用的官员,怕的不是区伯,而是区伯背后的老百姓,和很多很多也想成为区伯的人。”广州市民徐志豪,这样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我知道广州有个区伯,但我当时想:不会那么巧吧?”一位曾被区伯抓拍的官员,后来打电话给他道歉,“以后,再不敢侥幸。”
  “如果事事较真,这个国家会更好。”电话那头,区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