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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村”唯一的老师

更新时间:2013-12-16   编辑:Admin  浏览次数:0

新闻摘自 2013年0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学生只有3个,两男一女,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如今,在大山里坚守12年的他教了80多个麻风病人后代。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大学生和4名中专生。

    “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我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这名中年老师说。他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黝黑的脸憋得发红。而在课堂上,他讲话流利,没有一点磕巴。

    这名小学老师37岁,是这个“麻风村”的第二代,他的学生是第三代。1953年,部分麻风病人被集中到崇山峻岭中“隔离”,并有专人在路口设卡,限制麻风病人出去。他的父母均是麻风病人。早在他7岁时,父亲的手掌就全部烂掉,只能爬着走。母亲的手掌也只剩大拇指,勉强能提东西。彭绍贵身体健康。

    1999年春节,村里一名代课老师对彭绍贵说,他和另一个同事,都不想干了,问彭绍贵能不能到村里任教。

    “你不干的话,这个学校就要关门。”代课老师对他说。当时学校有30多个学生。

    没多久他就上岗了,成为村里的代课老师,月工资138.5元。此前打工3年间,他的月工资最高可拿到2000元。

    “不是这个村的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心理。”彭绍贵说。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这名小学老师从小就背着“麻风病人”的重负。一次他和小伙伴沿着羊肠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卖东西的人不敢用手接他们递过去的钱,一边用镊子夹住,一边念叨:“麻风儿还出来祸害人”。

    还有一次,他跑到乡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员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声叫嚷着赶他出去:“麻风儿,谁叫你来的?叫你们管理员来。”他哭着跑回家。一路上,树枝被他折得七零八落。

    两次下山经历,都让彭绍贵感觉到“屈辱”。那时他常听岳飞、杨家将等故事。他暗暗发誓要当个英雄。

    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打工时,他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他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当他选择当代课老师后,家里没人劝阻他。即便妻子也没抱怨几句。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后代,不识字,结婚之前,她只走出过村子一次,为自己置办嫁妆。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称为“麻风病人”。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就经过治疗,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彭绍贵的妻子说。她眼中的丈夫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上课之余,彭绍贵种核桃树、茶树,以填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一句,他笑着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麻风病人的后代,彭绍贵深知上学艰难。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名小学老师没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当民间医生的父亲逼着他认字。放牛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后来,他拜在村里一人门下学习。 他白天放牛,捡一些干柴,晚上带到老师家,算是学费。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讲课。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他们总是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2000年1月1日,这个村子才通电。

    现在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竣工的小学校舍,是一栋淡粉色的两层楼,有4个教室。楼前是一块水泥地。彭绍贵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长的竹子,等竹子干了,他计划竖起来当旗杆。

    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彭绍贵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皮鞋走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他要孩子们背诵课文。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很辛苦,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谁怕谁呀。”他“嘿嘿”地笑了,孩子们也笑了。他走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搂在一起。

    彭绍贵当老师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等等吧。”

    彭绍贵并不着急。长大后,每当别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他默默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风病。对方指不出,他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慢慢地,他赢得别人的“平等”对待。

    这一次,他想用学生的成绩,来换取“公平”。“只要学生成绩上去,一定能参加统考。”他说。

    因此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能听到“你们能行”的话。彭绍贵还常跑到别的学校,拿考过的试卷,抄在黑板上,用统一的试卷要求学生。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及其夫人出现在大寨乡,“麻风病村”及彭绍贵的命运也因他们得以改变。1999年,郑用熙夫妇在当地建了“马海德希望小学”。

    座谈会上,彭绍贵与郑用熙说了不到10句话,却成为挚友。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一直书信往来。郑用熙夫妇的来信多达200多封,彭绍贵将其保存在一个黑匣子里。

    次年,在郑用熙夫妇的努力下,村子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在希望小学读书。2003年,村子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统一的小升初考试。

    也是在2003年,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同意录取彭绍贵。当年10月,彭绍贵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脱产读书两年后,他接过毕业证书,“呜呜”地哭了。

    “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彭绍贵带点磕巴说道。

    每当他听到村里哪个人辍学,就跑去做工作。近几年,他常带着自己读大学的侄子,现身说法。

    他的行为引起村里几个年轻男子的不满。有个年轻男子想带村里一个女子外出打工。彭绍贵听说后,就劝说女子复学。年轻男子喝完酒责骂他,说他坏了自己的好事。他“嘿嘿”一笑,继续劝说。

    早些年种下的核桃树开始结果,他和妻子经营的茶园也年年丰产。拿到中专文凭的彭绍贵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仍旧选择在村里教书。后来,他的月工资也提高到180元,一家基金会每月给他300元补贴。2009年12月,他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达到2000元。

    读书期间,彭绍贵写过诸如“我没有眺望过海,可海浪,早已在我的心中掀起”等句子。再次执教后,他就把这种激情传递给他的学生。

    一节语文课上,讲《泉水》一文。他引导孩子们:“泉水不是简单地流入大海,一定做过很多很多事。你们想一下,泉水做过什么?”

    3个孩子争先恐后回答。每一个答案,他都赞许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好”。

    他走到学生跟前,依次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答案。3个孩子又展开想象。一个回答“泉水流过草原”的男孩说,草原上有个“漂亮的姐姐”,大家笑成一团。

    “彭老师从不照本宣科,我们很喜欢上他的课。”一个学生说。

    校园常有竹叶飘进来,下午放学后,彭绍贵总和3个孩子说笑着一起干活,把校园收拾得干干净净。

    “营养早餐”计划实施以来,彭绍贵又多了一个任务。每周他都要骑摩托车,到14公里外领取孩子们的鸡蛋和牛奶,来回得俩小时。

    早晨8点,彭绍贵的妻子给学生们煮好鸡蛋、热好牛奶。彭绍贵通常是变戏法一样,从各个口袋掏出。孩子们抢着,吞咽着,他就哈哈大笑。而这名老师,和村子里很多老人一样,通常不吃早饭。午餐通常是彭绍贵带着孩子回家吃,他不住地给3个孩子夹菜。惹得彭绍贵6岁的女儿频频撅嘴,常说她不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彭绍贵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想打退堂鼓。郑用熙夫妇得知后,写信、打电话鼓励他:“麻风病村的出路,在于知识。你走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办?”

    这名代课老师到小时候常常放牛的地方想了几天,写信给郑用熙夫妇:“只要还让我教书,我就一直干下去。”

    从那时起,他就老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他放的牛丢了,或者死了。多年前,一次放牛时突降大雪,他抄近路回家,丢下牛不管。结果两头小牛犊冻死。此后他一直为这事懊悔。

每次梦醒,他都告诉自己,不能丢下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像那些小牛犊”。(记者 郭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