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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存款不翼而飞 银行举证不能 被判赔钱

更新时间:2013-12-03   编辑:Admin  浏览次数:0

  2006年1月11日,原告在被告中国工商银行A支行下属机构B支行开立个人活期账户一个,该账户存在对应牡丹灵通卡一张,该银行卡开立时间为2005年9月。2009年5月1日,原告使用被告C支行下属机构D支行管理的ATM机,从上述银行卡中提取现金1000元,其后卡内余额为51346.53元。2009年5月3日至4日,有人在深圳工商银行的ATM机上分多次从上述账户中提取现金,扣除相关手续费后,该账户余额为62.03元。2009年5月6日原告发现该账户存在异常情况后报警。
法院判决: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A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储蓄本金51284.50元。
精彩代理词:
  击水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原告赵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天津B支行(被告一)、D支行(被告二)、C支行(被告三)、A支行(被告四)储蓄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并结合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储蓄合同纠纷。
    原告在被告一处办理的牡丹灵通卡,并陆续用于存取款等个人金融业务的事实,证实在原、被告间存在有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储蓄合同纠纷。
  二、被告应对原告存款丢失承担全部责任
  1、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因被告二的疏于管理,致使犯罪嫌疑人安装在ATM机上的盗摄设备没有被及时发现并拆除,由此直接导致本案案发,原告存款被盗取、丢失。在此过程中,原告不存在任何过错。
  2、即使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其亦应当承担责任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具体到本案,只要被告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规定的“确保储户存款安全”的法定义务,无论其是否具有过错,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本案在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表现为2009年5月3日及4日的深圳取款行为是否为原告本人所为或者系原告指使他人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的函复》(民一他字[2003]第16号)中明确指出,类似于本案这样的储蓄合同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于:原告需要证明自己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证明自己的存款数目,以及存折或取款卡没有丢失,即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如金融机构主张储户恶意支取,则应当就其使用或者指使他人使用取款卡取款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4、《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章程》中的相关约定不能成为被告的免责理由。其第四条虽然规定有“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但该条款不但是由被告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而且就其内容而言,明显具有免除金融机构责任、加重储户责任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这样的“霸王条款”显然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三、无论与本案有牵连的刑事案件侦破与否,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应当中止诉讼。
  1、本案审理的是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而犯罪行为与被告间系侵权法律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况且,公安机关亦未将原告列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此,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之情形,即: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2、如前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函复的“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在民事案件审理时,前者(上海)涉及的刑事案件已经侦破,而后者(天津)则没有侦破,但受诉法院均作出了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而均未作出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裁定。
击水律师事务所
徐国强律师、谭昊律师
律师感言:
  由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且被告为国有银行,代理人告知委托人本案可能审理时间较长,当事人对此表示理解。律师与法官进行了多次有效的沟通,在被告主体的变更、利息主张的撤回等不影响原告实体权利的方面,采取灵活方式处理。使得本案件在立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审结,当事人对此非常满意。由于银行矢口否认有关记录犯罪嫌疑人对涉案ATM机装置设备的录像的存在,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后陷入僵局。代理人指导当事人再次前往报案派出所与办案人交涉,从而获得了重要有利证据,增强了法官支持我方诉讼主张的决心。
  近一段时间,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是不尽相同。正如主审法官所讲,左右判决结果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有利的证据。本案中,我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得到全部支持,律师感到很欣慰。
案例总结:尹敬静
基本案情:
  2006年1月11日,原告在被告中国工商银行A支行下属机构B支行开立个人活期账户一个,该账户存在对应牡丹灵通卡一张,该银行卡开立时间为2005年9月。2009年5月1日,原告使用被告C支行下属机构D支行管理的ATM机,从上述银行卡中提取现金1000元,其后卡内余额为51346.53元。2009年5月3日至4日,有人在深圳工商银行的ATM机上分多次从上述账户中提取现金,扣除相关手续费后,该账户余额为62.03元。2009年5月6日原告发现该账户存在异常情况后报警。
法院判决: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A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赵某储蓄本金51284.50元。
精彩代理词:
  击水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原告赵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天津B支行(被告一)、D支行(被告二)、C支行(被告三)、A支行(被告四)储蓄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诉讼代理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并结合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储蓄合同纠纷。
    原告在被告一处办理的牡丹灵通卡,并陆续用于存取款等个人金融业务的事实,证实在原、被告间存在有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本案的案由应认定为储蓄合同纠纷。
  二、被告应对原告存款丢失承担全部责任
  1、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因被告二的疏于管理,致使犯罪嫌疑人安装在ATM机上的盗摄设备没有被及时发现并拆除,由此直接导致本案案发,原告存款被盗取、丢失。在此过程中,原告不存在任何过错。
  2、即使被告在本案中不存在过错,其亦应当承担责任本案属于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违约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具体到本案,只要被告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规定的“确保储户存款安全”的法定义务,无论其是否具有过错,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本案在事实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表现为2009年5月3日及4日的深圳取款行为是否为原告本人所为或者系原告指使他人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的函复》(民一他字[2003]第16号)中明确指出,类似于本案这样的储蓄合同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在于:原告需要证明自己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证明自己的存款数目,以及存折或取款卡没有丢失,即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在此情形下,如金融机构主张储户恶意支取,则应当就其使用或者指使他人使用取款卡取款的事实负举证责任。
  4、《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章程》中的相关约定不能成为被告的免责理由。其第四条虽然规定有“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但该条款不但是由被告单方面提供的格式条款,而且就其内容而言,明显具有免除金融机构责任、加重储户责任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之规定,这样的“霸王条款”显然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三、无论与本案有牵连的刑事案件侦破与否,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不应当中止诉讼。
  1、本案审理的是原、被告之间的储蓄合同纠纷,而犯罪行为与被告间系侵权法律关系,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况且,公安机关亦未将原告列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因此,本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之情形,即: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2、如前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函复的“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在民事案件审理时,前者(上海)涉及的刑事案件已经侦破,而后者(天津)则没有侦破,但受诉法院均作出了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而均未作出民事案件中止审理的裁定。
击水律师事务所
徐国强律师、谭昊律师
律师感言:
  由于本案涉及刑事案件,且被告为国有银行,代理人告知委托人本案可能审理时间较长,当事人对此表示理解。律师与法官进行了多次有效的沟通,在被告主体的变更、利息主张的撤回等不影响原告实体权利的方面,采取灵活方式处理。使得本案件在立案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审结,当事人对此非常满意。由于银行矢口否认有关记录犯罪嫌疑人对涉案ATM机装置设备的录像的存在,本案在第一次开庭后陷入僵局。代理人指导当事人再次前往报案派出所与办案人交涉,从而获得了重要有利证据,增强了法官支持我方诉讼主张的决心。
  近一段时间,这样的案例层出不穷,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是不尽相同。正如主审法官所讲,左右判决结果关键在于能否获得有利的证据。本案中,我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得到全部支持,律师感到很欣慰。
案例总结:尹敬静